谢新洲等：新媒体嵌入社会的现实与挑战******
如今以互联网为代表的新媒体已经渗透社会生活的方方面面。即时通信、网络视频、短视频、网络支付、网络购物、网络新闻等多元应用场景积聚了相当大的用户规模。新媒体凭借其空前的传播、连接、组织和创新能力，深刻且持续地变革着内容生产和传播方式、社会资源调度和转化方式，对社会生产生活产生了深远影响。
新媒体对社会生活的嵌入与重构
伴随互联网、物联网、大数据等技术的发展，当前的新媒体已不仅仅是一种媒介形态，更是一种网络化的媒介环境、泛在的信息场域和多态的存在方式，结合多个场景重新建构着人们的日常生活。新媒体以内容多元化、关系网络化、组织平台化、数据资源化等方式嵌入社会生活，呈现出“工具－媒体－平台－空间－社会”的生态化发展路径。
内容多元化：从“万物皆媒”到“元宇宙”
新媒体降低了内容生产与传播的门槛，用户兼具内容生产者、传播者、消费者等多重身份，从源头上释放了网络内容的多元性。在参与式文化的拓展下，用户可以便利地进行个性化表达。以往依附于组织单位的内容管理方式和文化娱乐方式被打破，人工智能、传感器、可穿戴设备等技术强化并拓展了个体的感知能力和方式。新媒体从“人的延伸”发展为“人的具身”。现实社会被建构成数字化形态，线上与线下的界限进一步弥合。互联网不再只是现实的“镜像”，人们开始追求在泛在化的内容生态中形塑个性化空间。“元宇宙”便在从内容多元向体验多元的发展趋势下成为社会热点。
关系网络化：从“趣缘格局”到“数字生存”
新媒体打破了时空桎梏，用户可以随时依照个人志趣或诉求彼此接近、连接，形成以“趣缘”为核心的社会关系。这种连接既可以是小范围的“面对面建群”，也可以是凝聚多方合力的“协作文档”。连接的建立、维系、终止变得临时且随意，形成大大小小的各类网络社群。网络社群以去中心化特征解构传统社会组织的结构形态、拓展基于社会关系的信息获取方式。随着移动互联网、大数据、云计算等技术的发展，人们的生活、学习和工作进一步向新媒体环境延伸，带来供需关系、合作关系、工作关系、学习关系等的网络化。由此，关系网络化的嵌入方式在网络关系建立的基础上，又增添了现实关系网络化的内涵。
组织平台化：从“超级平台”到“基础设施”
新媒体促进了社会资源的整合和流动，信息化、网络化建设将社会组织内部各部门、外部多主体加以串联，极大促进了资源配置的效率和效益。新媒体平台凭借其既有的技术能力和用户基础，由原来简单意义上的信息内容传播渠道，进阶为信息内容服务主体，深度嵌入经济社会发展与社会关系网络。一方面，新媒体平台利用其以可编程性、普及性、连接性、数据化为基本特征的技术“资产”(如应用程序接口API)，以数据为流通介质，设计出有限开放、自主可控的合作框架，成为相关产业链(如内容、广告、营销)的中心；另一方面，通过战略性地构建起技术平等、话语平等、机会平等的话语体系和组织氛围，平台将广大的内容生产者凝聚起来，配套以由平台主导的规则体系，成为内容生产、审核、分发、变现、评估的中心。平台纷纷构建“生态化”的商业版图，将用户、数据、关系等多种资源纳入其生态体系，持续向外拓展着功能边界和社会连接，以“服务工具”“舆论场域”“生活场景”“营收来源”等多元样态成为“基础设施”式的存在，其公共性愈发凸显。
数据资源化：从“服务要素”到“生产要素”
新媒体揭示了数据的作用和潜力，特别是在平台化趋势下，数据成为重要的生产资料和治理资源。数据的资源化转向首先体现在网络政务服务领域，从政府信息化到电子政务再到数字政府，新媒体技术的快速革新不仅对政府的管理模式和社会治理方式提出了新要求，也通过内容多元化、关系网络化、组织平台化为创新治理与服务方式提供了必要的数据支撑。比如在新冠肺炎疫情防控工作中，“健康码”将新媒体平台这一关键的网络节点与嵌入在现实场景的物理节点有机结合，以“扫码”的方式实现个人位置和健康信息的数字化、行程轨迹和社会关系的网络化，构建起覆盖全国的防疫网络，对疫情防控、复工复产起到关键作用。伴随数字经济的发展和成熟，数据被正式列为我国五大生产要素之一，与土地、劳动力、资本、技术并列。数据不再仅仅是“依据”“反馈”的来源，而是更加直接地作为基本价值单位参与到市场化配置中，具备“孵化”“创新”“再生产”功能，成为推动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的新动能。
新媒体嵌入社会带来的问题与挑战
随着新媒体嵌入社会的方面增多、程度加深，新媒体逐渐从经济社会发展的外生变量转变为内生变量，对内容生产逻辑、用户行为逻辑、社会组织逻辑、市场运转逻辑、社会治理逻辑等产生根本性影响。一方面要着眼于新媒体社会嵌入的方式和维度，找到“管好”“用好”新媒体的逻辑与规律；另一方面则要充分体察新媒体发展的生态化取向，相关研究及治理工作要从客体性视角向环境域视角转移。具体而言，在新媒体社会嵌入的趋势下，有以下几个关键问题亟须解决。
多元化带来的内容治理难题
新媒体的发展，特别是平台的兴起，带来内容生产、分发、传播、消费机制的变革，重塑公共舆论、丰富网络文化的同时，也带来了网络内容治理难题。
在公共舆论方面，公共事件所触发的社会舆论从酝酿、萌芽、爆发至平息的全过程，不再由传统的大众媒体单向垄断信息资源，取而代之的是网状结构下多元化、社会化的内容生产。开放的平台环境降低了参与门槛，只要遵从平台的内容规则，用户就可以获取平台提供的即时性信息交互服务，参与到包含公共信息在内的内容生产、传播、交流和互动中。民众发表意见、参与公共事务以及建立社会网络的积极性和主动性显著增强，同时也带来由于表达主体扩充导致的信息质量良莠不齐、信息溯源难度大等问题。
在网络文化方面，新媒体为一些亚文化提供了组织和发展的“栖身之地”。但某些消极亚文化借此隐蔽扩张，滋生和宣扬畸形的价值观，危害群体成员的身心健康，动摇社会价值根基，具有一定的社会风险。亚文化群体成员往往容易被社群共同的情感认同所绑架，在“流量至上”的市场逻辑和平台规则下，朴素的情感诉求容易被资本挟持用于牟利，甚至诱发非理性的群体行为，扰乱社会秩序。同时，一些平台不惜包庇消极亚文化现象及相关有害内容以赚取“灰色流量”，从而增大了相关部门治理难度。
进一步而言，在以用户关系连接为核心的新媒体平台上，传播的个人化和社会化特征明显，但也容易导致传播的圈层化、社群化。在目前主要的网络舆论场域中，依托算法的信息分发和社会网络建构方式让用户更多地接触到跟自己观点和态度接近的信息，用户越来越难以接受其他不同观点，长期被算法塑造、牵制的价值观一旦定型便很难改变。此外，新媒体环境下公众意见的呈现和聚合机制受平台规则及其对信息流的规制影响较大，这就导致舆论的形成和发展容易受到平台商业利益的操控。由私人部门来裁决、量定公共事件中的话语权，必然会面临个体利益和公众利益失衡的问题。
网络化凸显的用户导向不足
党的十九大报告在加强和创新社会治理方面提出，明确全面深化改革总目标是完善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提升治理能力的一个重要举措就是转变政府角色，动员更多的社会主体参与对公共事务的管理。新媒体的信息和互动功能使其具备了媒体和社会网络的技术特征，并彰显多主体影响社会治理的过程。
目前大部分政府机构对新媒体的利用主要体现在内部的信息沟通和对外的信息公开。通过内部的机构重组和资源整合，在集约化的生产模式下及时掌握、发布行业或地域内的重要政治和民生新闻，一定程度上减少了信息疏漏、口径不统一、资源浪费等现象。一些地区借助短视频、网络直播等新兴方式，创新宣传策略和手段，以一种更贴近群众喜好的方式传播新闻和信息，提升了主流声音的传播力和政务信息的透明度。
然而，在获取社情民意方面，一些由政府部门或主流媒体搭建的新媒体平台上，虽然设置了“爆料”“信箱”等功能供民众发声，但后续反馈仍有欠缺。这种现象在资源相对匮乏的基层表现得更为显著，基层网络政务服务在功能定位上呈现出明显的“重宣传而轻服务”问题，服务能力有限，意见反馈渠道不够畅通。新媒体在公共对话上的功能优势未能得到充分利用和体现，政务服务平台未能真正嵌入当地居民的社会网络和行为习惯中。
资源化警示的数据安全风险
数据安全和网络安全是新媒体嵌入社会特别是数据资源化给主权国家带来的治理难题。网络空间的主权化倾向明显，地缘政治色彩加重，国家网络安全已经成为全球互联网治理的基本议题。
从政治层面看，数据是未来国际政治竞争的关键资源。社交媒体可能在人工智能加持下成为霸权的“武器”，通过算法推荐向全世界全方位、全时空、全天候地传递符合其价值标准、意识形态、外交政策、商业理念和社会文化的信息，此举实质上是以数据操纵、改变人们的思想。
从经济层面看，数据流动对全球经济增长的贡献已经超过传统的跨国贸易和投资，支撑了包括商品、服务、资本、人才等几乎所有类型的全球化活动，深入全球供应链的方方面面。国家和地区之间的数据依赖越来越强。一些国家以数据安全和公民个人隐私安全政策为由，对涉及国家关键基础设施、关键技术和公民敏感信息的海外产业进行带有意识形态的制裁，甚至将其作为国际政治博弈的工具。数字经济的蓬勃发展使得数据与实体经济的各个领域融合渗透，模糊了依托泛在连接技术构建的网络空间的边界。这一特性带来了网络形态的持续快速变动，加大了网络威胁向社会各领域蔓延的不可预测性。
在数据成为重要战略资源的当下，如何科学合理地将数据主权与安全纳入国家核心利益的范畴，确保数据资源的完整性、保密性和可用性，衡量好国家安全与经济发展的关系，是后疫情时期新媒体管理与互联网治理的焦点。
作者： 谢新洲 石林 (谢新洲系北京大学新媒体研究院院长；石林系北京大学新媒体研究院博士研究生)
来源：《中国网信》2022年第1期
深度｜这份“成绩单”，2023年会更好吗？****** 文/国是君 1月17日，国家统计局公布2022年中国经济年报。统计显示，2022年中国GDP(国内生产总值)同比增长3.0%，经济总量突破120万亿元人民币。 这是一份来之不易的成绩单。国家统计局局长康义当天表示，2022年，面对风高浪急的国际环境和艰巨繁重的国内改革发展稳定任务，中国国民经济顶住压力持续发展。分季度看，一季度国内生产总值同比增长4.8%，二季度增长0.4%，三季度增长3.9%，四季度增长2.9%。从环比看，四季度国内生产总值与三季度持平。 中新社当天举行“国是论坛：2023年中国经济形势分析会”，邀请多位专家学者，深入解读2022年中国经济的运行特点，展望2023年经济走向。 白明：外贸增速二三季度有望回升  中国商务部经贸政策咨询委员会外贸专家 白明 中新社记者 田雨昊 摄 据官方数据，2022年中国进出口总值同比增长7.7%，规模首次超过40万亿元。分季度看，去年一、二季度中国进出口总值分别超过9万亿元和10万亿元，三季度进出口总值增长至11.3万亿元，为季度规模的新高点。四季度进出口总值继续保持11万亿元的水平。 中国商务部经贸政策咨询委员会外贸专家白明对中新社国是直通车表示，从轨迹运行上看，2022年中国外贸走势是“M”形：年初增速较高，3、4月份下滑，5、6、7月份反弹，此后逐级下探。这种情况以往并不是特别多见。 他表示，纵向比较看，大多数年份中国外贸不同月度增速不会有太大差距，外贸时而增长时而回落的“M”形走势还不是特别多见，这表明中国外贸面临的压力和挑战错综复杂。 在白明看来，去年中国外贸整体虽然保持增长，但仍存在一些问题和隐忧，如去年12月中国外贸增速只有0.6%，且按美元计12月进口、出口额同比均下降等。此外，如果做横向对比，2022年中国外贸增速虽优于其他主要经济体，却低于在劳动密集型产业上与中国存在一定替代关系的越南，这折射出中国外贸面临的国际市场竞争日益激烈。 他并表示，2022年中国与《区域全面经济伙伴关系协定》(RCEP)其他成员国贸易额同比增长7.5%，低于同期中国外贸整体增速。当然这背后有RCEP还没有对全体东盟国家生效的原因，但这也说明RCEP生效是一个“慢功夫”，需要通过产业结构调整带动贸易转移。 谈及2023年中国外贸前景，白明认为，疫情防控政策调整后外贸反弹需要一个过程，预计外贸回升可能在二季度、三季度。今后应着力夯实外贸产业基础，并对欧美经济复苏态势保持密切关注。 赵锡军：金融支持稳住经济大盘  中国人民大学中国资本市场研究院联席院长 赵锡军 中新社记者 田雨昊 摄 中国人民大学中国资本市场研究院联席院长赵锡军对中新社国是直通车表示，金融对支持稳住经济大盘发挥了重要作用。去年的流动性、社融和贷款等数据都证明了这一点。 央行公布的数据显示，2022年两次降准为实体经济提供超1万亿元长期流动性，运用再贷款再贴现、中期借贷便利、公开市场操作等多种方式投放流动性，为稳定宏观经济大盘提供了适宜的流动性环境。广义货币供应量M2同比增长11.8%，比上年末高2.8个百分点；人民币贷款增加21.31万亿元，比上年多增1.36万亿元；社会融资规模存量同比增长9.6%，社会融资规模增量为32.01万亿元，比上年多增6689亿元。 赵锡军表示，因为通胀压力不大，2022年全年货币供应增速较快，但企业融资需求并不充足。2022年各项经济指标波动性较大。社融总体增速6月份开始回落，此后回落幅度较大。宏观和微观在金融领域表现出较大分化，各种各样政策性支持措施出台后，在微观层面落地、被市场主体吸收消化时存在阻碍和困难。社融和信贷在不同月份表现出较大波动性，其中1月份、3月份、6月份和9月份，每个季度的第一个月投放量较大。 与此同时，赵锡军强调，官方的支持力度在加大，无论中长期信贷、基础设施信贷，还是科技企业、中小企业信贷、普惠和绿色贷款，支持力度都明显加大。央行结构性的工具越来越多，针对性越来越强。融资成本在去年一年持续下降，这和西方国家截然相反。去年，无论美联储还是欧洲央行都启动加息。 展望2023年，赵锡军预计，包括消费零售在内的各项指标将总体走向平稳，波动性会比2022年降低很多。2023年扩大内需的切入点是改善社会心理预期和提振发展信心。2023年，地方政府要重点考虑债务的可持续性及风险可控，中央不会对地方债务兜底。货币政策要精准有力，流动性要跟去年一样合理充裕。 王军：当下需要改革、牛市和企业家  华泰资产首席经济学家、中国首席经济学家论坛理事 王军 中新社记者 田雨昊 摄 华泰资产首席经济学家、中国首席经济学家论坛理事王军对中新社国是直通车表示，疫情给中国经济带来的短期影响需要时间进一步修复，只要继续稳住经济基本盘，未来中国经济前景依旧可期。 谈及今年中国经济形势，他认为，核心在于增信心和稳预期，可通过三方面工作扭转预期并改善三重压力问题。 一是当下迫切需要改革。2023年改革的核心是继续调整好政府和市场的关系，把部分领域要素价格扭曲的局面彻底地扭转过来，把市场在资源配置中起决定性作用以及更好发挥政府作用落在实处。 二是需要牛市。资本市场对于当下中国经济意义已不再局限于简单融资市场或者投资市场，而是资源配置的市场，也是激励科技创新和产业转型的市场，同时也是短期稳预期、稳投资、稳消费的市场，需要发挥资本市场财富效应的作用，把市场搞活。 三是需要企业家。这些企业家要勇挑重任，勇于创业创新，勇于拼搏奋斗、开拓市场，为改善社会心理预期、提振发展带来更多信心。对此，政府也应在政策、制度、法律、舆论等层面给予企业家更多支持和鼓励。 王军还表示，目前，中国需要尽快将经济增长恢复到潜在增速水平，以提振企业和消费者信心。若未来中国能继续稳住经济基本盘，整个社会欣欣向荣，大家同声共气往前闯、干事业，相信经过“休养生息”后的中国经济前景将更加可期。 宗良：从三方面科学看待2022年中国经济增速  中国银行首席研究员 宗良 中新社记者 田雨昊 摄 中国银行首席研究员宗良对中新社国是直通车表示，应从三方面来科学地看待2022年中国经济增长速度。 第一，这是多重压力背景下实现的较好增长。如果从全球经济比重来看，2019年中国经济占全球比重是16.33%，2020年是17.4%，2021年17.7%，2022年保持了基本相当的比重。“从这些方面看，这三年中国经济是不错的，取得这个增长速度很不容易。” 第二，三大需求呈现“东边不亮西边亮”。这体现出中国经济发展的韧性，也是下一步发展的基础。 第三，中国有望成为引领全球经济增长的重要经济体。宗良称，按照IMF预计，2023年中国经济是极少数增速超过2022年的经济体。而据上述分析，中国消费大幅度回升应是大概率事件，消费不仅将为中国经济增长提供动力，同时也为全球有关厂商提供有利发展条件。 宗良还提到，中国调整疫情防控政策，实现高水平对外开放，这种开放会给相关外商外资带来较好的发展条件，让民营企业、国有企业、外资企业等各种所有制企业达到公平竞争，提供良好营商环境。 宗良认为，中国较为妥善地解决了经济增长与疫情防控的协调问题，这为2023年经济增长奠定了很好基础。预计今年经济增长从现在开始触底回升，一季度有所回升，二、三季度增速进入快速发展时期。 赵萍：消费拐点已经出现将逐渐回稳  中国贸促会研究院副院长 赵萍 中新社记者 田雨昊 摄 官方数据显示，2022年，中国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439733亿元，比上年下降0.2%。全国网上零售额137853亿元，比上年增长4.0%。 中国贸促会研究院副院长赵萍对中新社国是直通车表示，随着疫情防控政策的优化及复工复产，疫情对商业、服务业影响非常大的时期已经过去，未来景气度回升是必然趋势。“我认为中国消费的拐点已经出现，并且将进入上升通道。” 她提到，中国消费者线上消费习惯不断强化，线上消费占比持续提高。而在线上消费实现较快增的同时，线下一些业态，特别是保障类业态增长态势非常稳健。 面向未来，赵萍认为，中国消费市场基础很稳，从各季度、各月份走势来看，持续上升是未来大势。今年全年消费大势应该是逐渐回稳，前景广阔。 赵萍同时提醒，在消费市场回升过程中，对商业企业来说，要加强线上线下融合、加强内外贸融合、加强跨产业融合；在服务对象上，既要关注有更多创新意识的“Z世代”消费者，同时也要注重老龄化社会带来新的消费机遇。 倪鹏飞：房地产经历深度全面调整，正接近合理区间  中国社科院城市与竞争力研究中心主任 倪鹏飞 中新社记者 田雨昊 摄 中国社科院城市与竞争力研究中心主任倪鹏飞对中新社国是直通车表示，2022年房地产各项指标全面下行，但房地产没有“失速”，下行过程中是有波动的，有时候速度放缓。他认为，去年房地产经历了深度全面的调整，但绝不是“硬着陆”了。房地产正在接近合理的区间。 当日国家统计局发布的数据显示，2022年，房地产开发投资132895亿元，比上年下降10.0%。从销售端来看，2022年，商品房销售面积135837万平方米，比上年下降24.3%；商品房销售额133308亿元，下降26.7%。供需两端均相对疲弱。 倪鹏飞认为，对于楼市调整要辩证地看。最近十多年来，房地产高位运行是不合理的、不可持续的。房地产调整也是前期政策意图所在，不过，受到外部冲击叠加，调整加深。楼市调整过程中，不可避免要带来一定风险，如果风险能够得到较好控制，逐步释放，那么总体上，房地产调整其实是积极的。 他指出，从总量上看，房地产正在接近合理区间。由于一些长期变量，如人均住房面积、人口老龄化等问题，房地产不可能像过去一样高位增长了，“我们预判，未来十年房地产以及住房新增部分规模在10亿至12亿平方米左右，匹配相应房地产投资规模”。 对于当前房地产风险，倪鹏飞认为，房地产局部风险得到了控制，但是隐患尚未消除。当前，房地产供求形势是向好发展的，这为控制风险提供了条件。2023年及未来一段时间，如果没有意外事件冲击，房地产总体走势将是波动性弱恢复，不可能也不应大幅度增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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