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的丈夫 我的蜜月******

范瑞娟(1957年2月)

　　1月1日，这是个多么令人喜悦的日子。旧的过去，新的来临了。我和伯鸿就是这一天结婚。

　　结婚的前几天，我们要到区人民委员会去登记，临去之前，我和他开了一个玩笑。我对他说：“结婚登记处的人为了执行婚姻法，对于男方询问得特别详细，你要小心准备了。”他却若无其事地说：“一切事情都可公开，既合法又合道德，不用愁虑。”我笑了笑告诉他：“人心难测的，就有这样两位青年男女，他们交往了一个时期后，到政府去登记结婚。登记处的人问女方结婚是否自愿，女方没有表示，急得男方满头大汗。最后女的摇了摇头，登记就没有成功。假如我们的事我也摇摇头，看你怎么办？”他调皮地说：“你要会摇头的话，祝英台就不会为着真正的爱情去牺牲了。”我不由得大笑起来，我知道他这句话是因为我经常扮演梁山伯而说的。

　　新房里的重逢

　　结婚，事先没有通知别人。可是，那天上海越剧院的朋友都来了。演夜场的，下装之后还赶到我们家里。尽管我们准备了吃的和玩的招待他们，可是总有一点不放心，因为院里有好些人是闹新房的能手，尤其一个做音乐创作的朋友不好办，只要他在场，非要把人闹得够受不可。为此，在新房里真叫我又喜又怕。可是，事件的发展又往往出人意外，当我担心的那位先生随着众人拥进了新房之后，伯鸿和他都怔了，原来他们是分别了8年彼此不知下落的老朋友。由于这个意外的重逢，这次闹房得以安全度过，我们在大家的要求之下合作穿了针，互相喂了糖，报告了恋爱的经过之后，大家就放过我们了。

　　袁雪芬、傅全香都要送礼，被我阻止了。但送礼的人还是有。最有趣的是我的文化老师，她送给我们一对花烛。这对散放着柔和光彩的花烛，给我们的新房里增加了不少喜悦气氛。当最后一个贺喜的人离开之后，它仍旧燃烧着，按照婆婆的意见，靠近烛台的墙上，悬着一个福禄袋，因为找不到铁剑，我把那把跟着我受尽风霜在舞台上用的铁剑配在上面。

　　有缘千里来相会

　　“有缘千里来相会，无缘对面不相逢，”这是伯鸿刚才回答闹房者的话，它却一直在我心头萦回。我和他在相识之前，已经有了长时间的通信。他的妹妹是我的朋友，通过她使我对伯鸿的家庭，以及他幼年时代的生活，有了透彻的了解，真像我们在一起长大的一样。去年9月，我们第一次相见，不知怎的，自此以后，他的形影深深地刻在我的心头，再也移不掉。终于我和他结成了终身伴侣。

　　对于婚姻问题，我过去的确不打算考虑的。准备趁自己年轻把自己演戏所得积蓄点钱，将来隐避到乡下去度过艺人在旧社会都不可避免的悲苦的晚年。但是，中国解放了，一切都变了。对于整个社会，我由痛恨而热爱，我爱一切，第一次感到生活意志的旺盛。现在，艺术成了我的生命，我要把我的一生，献给祖国的艺术事业。

　　在蜜月里

　　结婚之后，我们到苏州去游玩了几天，然后在上海度过了蜜月。在这些日子里，伯鸿仍到中国青年报上海记者站工作，我每天也到越剧院去。早上，伯鸿知道我睡得晚，又是易被惊醒的人，他总是抱着衣服轻步走到外室去穿。晚上，我回到家里，他已经静静地坐在桌前看书了。他总是把他从书上看到的或者采访中遇见的“故事”一一讲给我听。有时候我们一起去观看越剧，回家以后，我要他提些意见，他却笑笑默不作答。怎么办呢？我就用这样的话去激他：“原来嘛，你对越剧是没有感情的。”于是他急了，不得不将他的意见原原本本地讲出来。他是爱好戏剧的，同时还爱好音乐。当院里正在讨论音乐问题时，我把我的看法提出来和他商量；也是这样，开头他总是默默无声，到后来才将自己的见解详细地发表。我们谈了很多问题，有融洽一致的地方，也有分歧。我们总是这样结束我们的谈论：“我们懂得太少了。”因此，我们有个打算，要大量地买些书，提高我们的业务、知识和艺术修养。

　　我的丈夫

　　我的丈夫是一个对生活并不十分计较、对工作却十分热爱的人。有一次为了添置几件衣服，我拿回几个呢料的样品，问他喜欢哪一种。不料他淡淡地回答：“任何一种都可以。”一个月以来我还不知道他喜爱什么菜，仿佛他什么菜都很爱吃。可是这却使我这个作为妻子的人有些踌躇了。他认为：“我们的生活比过去好多了，不能够因为革命胜利而得意忘形，奢侈浪费。”他平日总是和颜悦色的，可是有一次我见到了他严肃的脸色。我对报社记者约我写稿表示讨厌，认为这是一件麻烦事。他批评我这样是不对的，并要我认真地写好那篇稿子。我觉得他的意见很正确，终于把稿子写成了。原来他对自己的职业是非常敬重和热爱的，这也影响了我，如我曾经考虑过：“现在我演小生，将来演什么角色呢？”在这种问题面前，他是十分果断的，他表示，我应该将小生演到底。我也就决定这样做。

　　慈祥的婆婆

　　1月底，我离开上海赴东北演出。路过南京时，在那里演出了两星期。伯鸿的父亲在南京工作，于是我又有机会和婆婆在一起生活了一段时间。开始我很担心，婆媳关系不好是常有的事，我的婆婆不知怎样。可是没有几天我就感到我婆婆是慈祥而热心的人，在我演出时间，她经常等候我直到深夜，在我临睡之前她跟我总要喃喃地谈些心里话。我们谈得十分投机，计划着将来如何生活，使每一夜过得都很有趣。我的担心成了多余，很快地我从我婆婆身上找到了我已去世的母亲的温暖和母爱。离开南京的那天，我和婆婆真是难舍难分。眼泪从她老人家眼里流下来，我也哭了。只能硬着头皮背身离开。新社会是幸福的，我在这幸福的社会里又得到了幸福的家庭。可是，我也不能摆脱幸福中产生的苦闷。我觉得自己的才能太少了，我觉得人民给我的荣誉太大了，国家给我的照顾太多了，我担心自己会辜负他们。怎么办呢？我已经定了进修计划，决心不畏艰难努力。

　　(1957年2月)

绿营要删候选人“学历”一栏，岛内痛批：实在无耻******

　　【环球时报特约记者 程东】台“行政院”日前通过“选举罢免法”修正草案，即“排黑条款”。民进党“立委”趁机也提出修法版本，主张删除选举公报中的“学历”一栏。岛内舆论大骂，民进党此举实在无耻。

　　据台湾《中国时报》21日报道，民进党“立委”钟佳滨、蔡适应、何志伟提出的“排黑修法”草案，共有24名联署人，都是民进党“立委”。提案中，他们主张把“选罢法”第47条原本规定选举公报要列出候选人学历的“学历”二字删除，即选举公报未来不用列学历。提案说明称，“参选人之学历与其是否足以代表人民意志，并无一定关联性，选举公报实不应强制要求揭露候选人学历”。钟佳滨声称，上世纪80年代各项选举有不同教育程度的要求，候选人必须具备同等教育程度资格，但现在不再以学历作为候选人的参选资格，选举公报上“学历”一栏的意义不存在。台“立法院”程序委员会讨论时，国民党党团总召集人曾铭宗认为“把学历删掉非常奇怪”，提议暂缓列案，最后该案暂时不进入修法审查阶段。

　　“立委”李德维痛批，民进党口口声声说要对抗“黑金”，要修“排黑条款”，结果搞了半天原来是要修这个，尤其主提案人还有之前被撤销博士学位的蔡适应，“已到无耻的地步”。国民党主席朱立伦21日批评称，民进党论文被撤销的“立委”，提案希望选举公报不写学历，民主社会怎么会这样做？台北市议员王鸿薇称，这真的是大笑话，选举公报就是要提供更多信息给选民参考，选民本来就有知情的权利，结果因为少数人用假学历、洗学历，就要把学历栏删除。她呼吁民进党政客悬崖勒马，若有人有洗学历的问题，应该深入检讨、改过、反省，而不是用这样的方式羞辱选民。台北市议员徐巧芯21日嘲讽说，“蔡适应怎么好意思自己提案，做人总有一点羞耻心吧”，这就是民进党的检讨吗？真的很到位，真的笑死人。

　　21日，国民党“立委”林为洲提议修法明定“假论文被判定确定的，终身不得参选”。有酒驾肇事记录者也终身不得参选。他说，前新竹市长林智坚、桃园市长郑文灿以及蔡适应等都被判定论文抄袭，抄袭造假和“黑金”一样严重。脸书粉专“政客爽”呛声道，绿营一堆候选人被爆论文抄袭，解决方法竟是未来都不写学历，笑死，“这款执政党还能期待什么？”

　　《联合报》21日评论称，稍有见识的人都理解，学历和能力不会画上等号，选举公报包括照片、政见、姓名、学经历等仅是信息披露，选民不一定会因为候选人是否为硕士博士就改变投票，但是一名有没有抄袭、学位是否如实都不敢保证的候选人，如何让人放心能授予公职权柄？文章称，蔡适应等人端出与反黑不相干的无理修法，包裹在“排黑”的案由下，这是虚心检讨执政错误，还是急着为下次选举铺路？“究竟是为公，还是为私？恐已写下最糟糕的示范”。